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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哪里?

    实现社会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是“治理革命”的旨趣所在。社会治理的多中心何以可能,抑或多中心治理的正当性何以建构,成为最需要理解和解释的难题。

○杨建平(书评人)

肇始20世纪70、80年代,持续了近1/4世纪的西方社会的“治理革命”,与全球化、现代性、市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尽管这场革命的理论命名各不相同,从“重塑政府”、“治道变革”、“民主行政”到“治理与善治”;其实践模式也多有差异,或是强调“地方治理”、“分散化治理”,或是追求“效能政府再造”、“新公共管理”。但是,构成这场治理革命“隐蔽的本质”的,却是社会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南京大学孔繁斌博士著述的《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一书,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和认知视角,对作为公共行政自我认同元叙事的多中心治理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建构性诠释。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一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实现社会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是“治理革命”的旨趣所在。多中心治理的精神与实践,表达了在民主政治再造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按照公共性规范建构的一种公共服务/责任再生产的制度机制,社会治理中“多中心性”问题,实质是人类合作理性的扩展,是民主治理的一项策略。因此,该书作者提出,“治理革命”的关键在于多中心治理的不同主体间如何建构合作关系,形成不同于“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简约地说,作者认为社会治理的多中心何以可能,抑或多中心治理的正当性何以建构,成为最需要理解和解释的难题。
作为一种尝试性回答,该书以公共性再生产为基本命题,将研究视点聚焦于多中心治理运作中的合作机制建构问题。这一研究将规范政治学、历史类型学和建构主义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叙述框架。该书从古典政治哲学中合理地借取了“相互承认”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层层递进的阐释;从当代实践哲学的“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命题中获取支援,为行为层的合作机制寻找“思维机制”的家园;在公共行政日益接受现代性重建的整体规划这一前提下,对合作治理的角色规范给予了后现代解释的尝试,将“他在性”引入合作机制建构的理论阐释与论证之中。
在后现代社会生态下,社会的风险性、社会集体行动的困境及正义价值的普遍性,构成了公共治理的基本处境,民主治理需要更多的合作实践以满足公民复杂丰富的公共服务欲求。所以,该书给出的一个结论性看法是:对于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而言,其灵魂不在于制度理性主义的精致设计,而是直面“差异”建构“他在性”的合作自我,恢复被中心化治理结构压制的公共领域及其对话机制,倡导社会消解不合乎协商原则的强硬的不妥协习惯,去熟悉基于同意的治理原则。正因为如此,多中心治理不只是民主治理的途径,也是培育公共精神的场所。
该书极为敏锐地把握了“治理革命”的实质,并以合作理论模式为解决近代囿于主权假设的法律框架而产生的公共事业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张力提供了极有启发的思路,这一立意与策略选择,能够为解决国内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直接借鉴的研究案例。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该书作者对多中心治理问题的知识学定位,即民族国家向治理共同体转变的阐释,更进一步阐述了治理革命背后所隐含的公共权力与知识相互建构的趋势。
“多中心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步占据政治学、行政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性学术议题,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治理转型必须直面的一个结构性实践课题。《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一书对当代公共行政学知识的敏锐诊断,以及对一些创新理论观点的提出和论述,不仅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知识支援,也为于此有兴趣的公共管理精英或公民群体介入改善公共服务的研讨,提供了一个理性交流的平台。可以说,在反思性认同中重构公共行政,推进民主治理的发展,服务公民群体的需求,乃是一场公共权力与知识必须经历的革命。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孔繁斌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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