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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回观:合作治理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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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的春天,属于自然,更属于政治。“两会”差不多冲淡了人心中的春韵,而被卷入其实也带来不了多少政治进步的两会仪式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不知道我的代表是谁,但我却一年又一年被代表了。不知道选择春花三月为会期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记得看到过的一个材料说,法国一到年底罢工之类的事就特别多,因为年底要开“代表大会”,此时罢工意图施加影响。这倒是不错的。春天人总是相对开朗、乐观,怕是开两会也要少一些沮丧,年底开会那还不是要将一年的不快、痛苦的记忆等带进去?按照自然逻辑,年底我们才能进入反思总结情景中,春天毕竟交给了展望。

      但这不妨碍反思。今年的春运还是值得回味。大致想来,春运的舆论有几个热点:一是对政府的强烈问责;二是对铁路老大的谴责;三是为有家难回的异地民工奏响“我好想家”的交响乐。今天读到一篇报刊文章,讲春运的。该文试图寻找城市社会排斥和春运返乡之间的逻辑。照理说,这是一个不坏的假设。但读罢却觉得这个逻辑太价值中立了。其实,我们要反思,返乡主题中的春运难,政府到底要不要担责?广州混乱的车站公民要不要自我问责?但总理慰问成为一个符号后,舆论已经丧失了深度。民工为主的返乡群体在涌向车站时,“我想回家”的动机固然无可指责,但车站毕竟是公共场所,作为民工的这一群公民是不是也应该提高某些素质,以形成公共事务中的自治自理、意识呢?回不了家除去雪灾因素,这个群体能不能增添些理性,这么多人赶在那几天返乡,本来就是无法做到的事,但就是不能理性地去面对。前文说,城市社会排斥加剧返乡冲动,可是,从社会排斥的城市躲会温情故乡,这又反应了这个群体的什么心理呢?温州人不怕排斥,闯荡四海,硬要体验异域的芬芳,他们秉持千锤百炼、千辛万苦等“四千”精神,走向了富庶和自我超越。

       我一向有个社会观,即同情弱者但不同情落后。但舆论不分弱者和落后时,也就丧失了厚度。这几年公共政策有点怪,论及一些群体的权利,力度很大,而对这些群体的公共义务却宽松有加。例如,“春晚”上了王宝强的节目,这又何必?这个节目在满足这个群体被照顾的愿望之时,它的外部性如何呢?在我这里是负的。“春晚”不是政治秀,而是民众欣赏高品质文艺作品的娱乐时刻。

     春运返乡难,需要合理诊断这个公共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不应该演化为政策问题。政府对此一定是只负一个有限责任——例如,应当引导城市民工组织化,至少成立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同乡会这类互助救济、联络乡情组织,而不要怕所谓的负面效应;因该修正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多制定促进型法/政策,培育积极公民,使得人际关系的政治维度趋向公民--公民关系,而不是身份关系……。春运返乡问题需要返乡群体通过提升自身素质并加入的公共治理问题,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不顾理论边界的去指责政府(当然,我这里暂时不想讨论雪灾应急问题)——在这同时我们已经放纵了许多很落后的东西,也却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流给社会的“人的现代化”的思想遗产,这就是当今全球化下的公民教育。

      春运返乡话题中的公共舆论,你失败了!失败于太懂得机会主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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