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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危机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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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读到两篇文章,都是和中国社会的“管治危机”有关的,一则预测了未来十年政治经济双重危机的根源和表现,另一则分析了新工人运动现象。自90年代初期以来,国内对国家能力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提取能力方面,但近几年来却呈现转向以分配为核心的治理能力构建。十分凑巧的是,前几日狂书店买了福山2004年前后的一个演讲集《构建现代国家》,福山公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诸多公共问题得不到应有解决,根源是治理能力滞后,言下之意,治理能力而不是提取能力更能代表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向。对福山公的此番言论,我颇有同感:当代中国(共和国)建国凡半世纪许,可惜统治压倒治理,却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现代国家——记得北京大学李强先生曾分析说,担负税收并落实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内里”的现代国家建构,大致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解构全能政治的途径。对李强先生的看法我十分赞同,实际上当下所提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质性内容正是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往大处说,没有这样一个现代国家为范式背景,其实是谈不上什么政府管理的,谈不上什么公共行政的,这也就是国内行政管理研究总是与政治学研究混淆不清的现实原因。回到管治危机问题,我们要说,未来十年的危机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危机,而在这一意义上,政府组织管理问题就应该引起知识和权力的重视。

[资料两则]

中国进入十年“双危期”

 

2008年开始,中国将经历十年的政经双重危机时期。

 

短波危机:社会不公条件下的资源价格飞涨

 

邓氏改革以来,历三十年,畸低的资源价格塑造了出口型经济。中共统治集团上世纪末对外汇储备的渴求,变成当下对畸高外汇储备的恐慌。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深重的学者开始从伦理上质疑出口导向型经济,称之为“中国供养世界”。在这种伦理思维之下,官营实业界趁势推出资源全面涨价战略,并迫使中央决策层面全盘接受。这样,中国在国际资源方面定价权的缺陷就由国内经济体系来弥补;这样,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国内工资水平仍然无法真实反映劳动力成本。通俗地说,劳动者的福利(劳保与医保)仍要处于政府公务人员的水平之下。

 

人民币升值是国际经济与政治压力之下的政治选择,而非国民经济真实核算的结果。如果有一个真实的劳动力成本计入升值因素,那么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必然会全面瘫痪。资源价格的飞涨,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质要求,如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转而为全面内需的经济模式。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需要的时间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内,而这个期间劳动力的真实成本必然会随着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提高。统治集团恐于政治变数,又必然强化对力量的打压,矛盾继续深化。预测而言,从2008年开始以劳资纠纷为引信的社会冲突会进入高峰期。

 

长波危机:土地资源约束下的全面衰退

 

中共在经济方面统治中国的两大核心法宝,一为金融国有化,二为土地无值化。前者的状况正在改变,后遗症也正在暴露即货币政策完全失灵,仅具“表演意义”。后者为权力资本阶层提供了“水变油”式的资本升级捷径,从而使土地资源由无值化到高值化的过程成为经济增长的兴奋剂。目前,珠三角地区由于土地资源约束,导致了大量企业停工或内迁;在长三角地区,土地资源供给也到了极限;称为第三极的环渤海经济圈土地供给已日趋紧张,预期内只有北部湾新经济圈尚属富地区域。土地资源遭遇硬约束必然导致粗放型经济的迅速衰落,从而使中国经济由过热突转偏冷。

 

在另一端,中央决策集团也很有可能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再促经济增长,随之而来的能源供给约束必然使经济体系失去弹性,并成为全球性问题。重复与扩张的粗放经济增长水模式也将使环保问题国际化。预测而言,2009年至2011年将是三年中等衰退期,之后大衰退期将出现在20162017年之间。

 

人治危机:国家权力高端的历史性成本

 

说到底,任何形式的成熟法治都是人治,即道德人的司(执)法。中国由于法治缺憾深重,才夸大了人治的危险。而中国的人治危险从技术层面上讲,就是党政一体。在党政一体的“内部人”选拔机制上,肯定产生不了道德的人治。目前,以1950年出生为中心时点,上伸五年(至1945)、下延五年(至1955),观察中国高层政治家的年龄构成,备位将来核心层面的人物几乎统属此区间。这一代人成长于中共权力恶性膨胀时期即“反右”至“文革”这个政治灾难区域,由社会因素构成的人格品质存在天然缺陷,如严重的投机心理、罔顾社会公德的政治作为,被表现欲遮盖的麻木不仁。

 

一直为社会公众讥讽的假学历(位)问题,是为表征;在宗教镇压过程,这一代人中部分“政治精英”对“文革”大批判语言的熟练运用,反映出了这代人政治伦理的本质。

 

公义危机:法院腐败病入膏肓

 

对中共命运高度负责的体制内政治家对司法腐败持激烈批评态度,如大法官肖扬从2003年起就公开发誓要治理法官腐败问题,但四年过后,法院的腐败已经从立案与审判环节纵深到了执行环节。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侵吞胜诉方的执行款的事情,已经不再是“奇闻逸谈”。在一个初级法院,一位主管执行的副院长伙同两位庭长及院外的“关系律师”,侵吞执行款达700万元。其中一家大型国企的400万元执行款竟然被侵吞140万元,“收费”比例高达35%。一般情况下,法院执行部门要与胜诉人达成一个分成协议,其比例基本上不高于30%。该案件的引发看起来完全是一场“阴谋”——企业为对付下岗职工讨薪,向讨薪者“爆料”,说出法院曾侵吞140万执行款的“历史事实”。愤怒的讨薪者围堵了法院大门。

 

与法院系统病入膏盲的腐败相联系,宪法被曲解、刑法的部门利益化在另一端突破了公义底线。如一直为民间学者所诟病的刑法105条,在“社会主义”政治概念尚未清楚与最后定义的情况,就“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要件施行已久。由此积累了大量的、深层次的政治矛盾。

 

危中求机:希望在民间

 

就目前状况讲,民间强烈的抗争意识正在向危机意识转化,危机意识又促使民间进行自救博弈,如要求法律改进。这种诉求在20102017年之间将会形成更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相信届时“全民公决入宪”也将成为主题诉求之一。也可以相信到六四时间30周年之际(2019),无论中共当局还是民间力量均会面临政治变革的生死抉择。

 

 

 

中国兴起新工人运动

 

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在兴起。深圳的工人代表崔长勇在香港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前往位于香港的迪士尼公司亚洲总部,就工资待遇问题与资方谈判。柏林日报记者在深圳和香港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

 

“这位玩具厂工人并非单枪匹马,八亿中国劳动者开始向国际经济界提出了获取合理报酬的要求。在全世界几乎全然不觉察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在形成。要不了多久,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推动这一形势发展的是‘学生教授反对企业不良行为’的香港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公布每天发生的事件,据说深圳每名工人都曾参加过罢工。西方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消息,中国媒体虽然报道这些行动,但回避其抗争的性质。只有非政府组织和工会人士知道更多情况。

 

国际工会联盟香港办事处的穆勒说,‘中国工人采取的大量行动表明,由于没有独立工会,他们决定自行维护自己的利益。’香港异议人士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蒙罗也注意到类似的情况。‘大多数中国工人知道自己的权利,也知道大多数雇主无视工人权利。’这位人权活跃人士多年来观察中国不断增多的抗争运动,他注意到,其它地区的罢工也在增加,‘斗争精神在上涨’。“

 

中国向全球提供名目繁多的商品,圣诞用品也不例外。德国金融时报记者走访了专门提供节日小商品的浙江义乌市场,报道了那里圣诞前生意红火的景象:

 

“中国经由义乌向世界出口及欧洲从义乌进口的圣诞节装饰品,分别占四分之三和一半以上。中国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生产的圣诞节装饰品甚至占据了70%的美国市场。您家里圣诞树上悬挂的装饰品很可能来自义乌。节日礼品公司的经理女士说:”我们每天生产三十万个圣诞彩球,有小的和单色的,有绘有星星的,也有想足球一样大的。‘这家企业什么都做,当然也制作塑料圣诞树。90%的产品出口。

 

据义乌外事局的叶玉芝介绍,义乌平均每天接待两万名外国人士,他们涌向义乌是为了寻找最佳的进货商机。这里多层的大型商厦一个挨着一个,长达2.5公里,其中设点的商家有三万多家。由于德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义乌每年八月举行一次德国啤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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