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调查:一个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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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网有一贴,内容是中组部发布2009年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1]。我们先看编者按语——编者按:近日,2009年组工满意度调查结果于公布了。从这份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的“成绩单”来看,如果按100分是满分来算,组织工作、组工干部等四项满意度调查结果均在70分左右,只是一个“及格分”。但是,中组部不怕揭短、不怕亮丑,敢把真实的“家底”拿出来晒一晒、亮一亮,让公众评头论足、说长道短,这份“成绩单”晒出了中组部敢于自揭短处、自亮家丑的勇气,实事求是、取信于民的精神,开门纳谏、改正不足的决心。中组部既然有勇气把这个“成绩单”、“体检单”晒出来,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组部更有决心把所有的“病灶”连根除掉!阅读完毕,还是想思考一些基本问题:1、执政党的干部任免,在什么意义上和民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中国教育部长撤换,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议论的话题,一些高校教师甚至准备鸣放鞭炮,大肆庆祝。教育部长何以成为众矢之的?新的教育部长能否平息公众的怨气?中国教
引 言在全球化和后国家主义时代,多中心治理议题是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对多中心治理实践的历史合理性和价值正当性无可怀疑的,如果抽调“多中心”这一关键词,当代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就失去了社会治理“现代性重建”的制度中轴,不言而喻,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自反性现代化阶段最重要的“话语”之一,成为这个时代“隐蔽的本质”。在多中心治理的研究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文献,研究背后所体现的深刻的价值关切和学术冲动,向公共行政理论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并期待更有效的理论对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给予支持。 但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并不能代替研究自身的合理性,多中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抑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自我理解和认同的重要途径,对其正当性的理解和解释仍旧是一个理论难题。自由主义在否
"罗伯特议事规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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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转发这篇文章,是因为志趣相同。我一直困惑于我国公共政策表决机制的研究,外界谁也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政府决策表决规则的正当性又没有共识的理论解释。自阅读《罗伯特议事规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后,觉得这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推崇的知识我们已经久违了。多好、多有意思的内容啊!没想到的是翟明磊的实践如此之快而现实,值得敬佩。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农村公民教员手记:“萝卜白菜”在南塘翟明磊   “那个,叫什么的,萝卜白菜规则的,还真管用!”——农民  我匆匆登上了前往安徽阜阳的火车,前往南塘村新农合作社。  吸引我的是一场实验,将来源于英国议会的开会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一个中国农村实行,让村民们学会民主辩论与表决。这行吗?悬念一。  一到南塘,听了先期
从适应性改革到推进民主治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反思与前瞻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一个以治理为中心的改革时代,各国都意欲寻找一种适应环境的治理模式。从比较角度来看,西方国家政府治理改革的目标,致力于摆脱代议制民主的困境,通过治理结构的改革提升公共服务的绩效,建构与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运作框架,最终大致完成了对伴随工业化社会而形成的传统科层组织治理模式的改造。与西方相比,中国这一历史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适应市场化、全球化的社会转型趋势,调整政府的职能和改革政府机构,但伴随改革情境的历史性变化,缺乏价值引领的适应性改革,越来越难以成为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换的力量。转型发展进程中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迫切需要从事务性改革
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哪里? 实现社会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是“治理革命”的旨趣所在。社会治理的多中心何以可能,抑或多中心治理的正当性何以建构,成为最需要理解和解释的难题。○杨建平(书评人)肇始20世纪70、80年代,持续了近1/4世纪的西方社会的“治理革命”,与全球化、现代性、市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尽管这场革命的理论命名各不相同,从“重塑政府”、“治道变革”、“民主行政”到“治理与善治”;其实践模式也多有差异,或是强调“地方治理”、“分散化治理”,或是追求“效能政府再造”、“新公共管理”。但是,构成这场治理革命“隐蔽的本质”的,却是社会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南京大学孔繁斌博士著述的《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
民主治理中的集体行动——一个组织行为学议题及其解释摘要:作为社会科学想象力的产物,集体行动现象的概念化成为公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知识增长。但在既有的学术研究中,集体行动概念要么偏向于社会抗争性事件的分析,要么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中作出过渡操作化的分析。因此,从建构主义行政学出发,在更一般化的理论水平上对集体行动进行研究,这既是科层治理向民主治理转化中提出的一个组织行为学的知识性议题,又是构建前瞻性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行政的关键议题。关键词:民主治理;集体行动;行政设计;社会建构 对民主治理运作的讨论,需要关注三个相关的理论假设:公共资源的有限性、行动的一致性和公平正义的普遍性。其中,现代社会治理实践和社会科学知识中集体行动的问题,构成学习和实践民主治
中国民主进程中真正的标志性的事件,恐怕还没出现。对于只负有行政责任的城市的行政官员来说,其任命方式较之于对其制约和监督,向来都是很轻很次要的问题。简、荐、委方式选官之良莠不在于硬套民主之标准,实乃无需在此民主一把,真正与之相关的倒不是民主而是宪政,是对无论哪种方式任命的行政官员皆能受制于选民——试问,“公推公选”产生的政府组成人员,媒体可能监督其履行职务行为吗?选民能问津其决策的黑箱吗?选民有可能请其自暴明的、暗的收入吗?
据说中国遭遇了奥运公关危机,对此,我深表赞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大国,政府远离国际公共关系的时间太久了!公共关系作为政府组织战略管理的工具,为什么久久地被忽视呢?我想其原因还是回归到政府理念中才能找到答案——在集权式低度分化的治理结构向集权式高度分化的治理结构激烈转变中,政府组织的战略管理观很老很落后,应有的智慧都被不良的权力配置耗散殆尽。 面对集权式高度分化的智力结构,政府社会管理需要建构自己的公共关系框架,这一框架基于一个社会治理机制的认同,即一个社会应该存在适度震荡机制。适度震荡主要是指非反体制、反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其合法性,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能力中必须体认和提供一个社会适度震荡的机制,这样的社会管理才是健康的,才是从控制到公共关系战略转变的政
春运回观:合作治理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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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的春天,属于自然,更属于政治。“两会”差不多冲淡了人心中的春韵,而被卷入其实也带来不了多少政治进步的两会仪式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不知道我的代表是谁,但我却一年又一年被代表了。不知道选择春花三月为会期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记得看到过的一个材料说,法国一到年底罢工之类的事就特别多,因为年底要开“代表大会”,此时罢工意图施加影响。这倒是不错的。春天人总是相对开朗、乐观,怕是开两会也要少一些沮丧,年底开会那还不是要将一年的不快、痛苦的记忆等带进去?按照自然逻辑,年底我们才能进入反思总结情景中,春天毕竟交给了展望。 但这不妨碍反思。今年的春运还是值得回味。大致想来,春运的舆论有几个热点:一是对政府的强烈问责;二是对铁路老大的谴责;三是为有家难回的异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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